煤改轮回：从2004年的煤炭矿权私有化到今年的再国有化
2008/11/12 9:14:33
从2004年的煤炭矿权私有化到今年的再国有化
根本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减少矿难的发生
煤炭产权制度改革并未阻止矿难的发生
当夏振贵接到停职检查通知的时候，他在临汾市委书记的位子上仅仅坐了9个月。9个月间，他发动了一场煤炭资源国有化的改革。
一年前，当李天太试图通过“道歉”来挽救自己临汾市市长的职位时，他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了20个月。
20个月间，他发动了一场煤炭矿权私有化的改革。
他们的离职源于矿难，他们的改革也源于矿难。豪情壮语伴随下，他们和其他官员曾发誓要强力整顿当地官场，让临汾煤矿少死人、不死人。一位被免职的县长甚至偷偷回到家里抹眼泪，然而他们还是没有阻挡住矿难的发生。
他们的前任也曾努力过，最终却以徒劳而终。
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之前，山西还进行了煤炭采掘技术改造，然而，时至今日，山西临汾还未能对矿难免疫。
1 一夜回到十年前
十年后，临汾市开始重提煤炭资源整合。
从洪洞县城出发，沿着赵克公路颠簸前行 25公里之后，就会发现在马路边有一个外表颇为显眼的矿井——— 回坡底矿井。
牛新贵接手回坡底矿井之时，矿井已经摆脱了十年前生产4万吨煤都要停产的窘境。他说，之所以回坡底矿井有如今175万吨的年产能力，得益于山西焦煤霍州煤电集团的接管。十年前，这家在临汾当地赫赫有名的国有煤炭企业，通过资源整合开始扩张自己的版图。十年后，临汾市开始重提煤炭资源整合。
1997年，霍州煤电集团接手了洪洞县的三家县办煤矿——— 三交河、曹家沟、回坡底。其中三交河矿在1980年、1991年两次发生瓦斯爆炸，总计177名矿工兄弟死在井下。
当时整个煤炭市场跌至最低谷，当地的每吨煤只有十多元。
在安全以及资源利用率上，三家煤矿经过十年的改变，全部实现综合机械化采煤，现在能达到 80%的资源利用率——— 相当于每采100吨煤只丢20吨，甚至连剩下的那些煤柱子都被采掘了。
在回坡底矿书记冯超英看来，在国有煤炭企业，矿长、书记甚至技术员工都可以不停地提意见，而那些小煤矿“能将就就行”。当小煤矿折磨着临汾的官员、煤老板的时候，这里的国有矿却很少有人来视察。
牛新贵年初知道临汾搞煤炭资源整合的时候，他淡淡一笑，“临汾现在是又回到了老路上。”牛新贵说。
2 技术救助
矿难发生后，煤老板的技改设备非但没用，而且塌下去压坏了。通过技术救助临汾煤矿的设想破灭。
与三家煤炭企业命运不同的是，在山西临汾散布着394家小煤矿，这些小煤矿的产量大部分在9-15万吨之间。“老鼠打洞”式的采煤方式成了小煤窑的不二法宝。
2003年开始，全国煤价开始摆脱十年低迷期，进入螺旋式上涨阶段。山西的小煤窑也在此时蓬勃发展，越界采煤，甚至发展到用炸药包互相炸煤矿。
临汾的矿难也在此间集中爆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三交河煤矿瓦斯爆炸之后，当地的最大煤炭国有企业霍州矿务局向临汾各个市县充实了一大批煤炭安全技术人才。“技术派”姜德义此时担任了临汾煤炭工业局局长。这位局长曾担任临汾主产煤县乡宁的副县长，上任第一件事情即号召“向南方学习”，推行采煤方法改革。
临汾的措施是：关闭年产9万吨的矿井，保留下的大矿井必须提高采煤方法水平——— 机械化采煤方法，对不实行技术改造的煤矿强制关闭。
乡宁县光华镇的一位煤老板赶上了这一轮技术改造。这位煤老板总计投入1000多万元。“技术改革方向是好的，但是官员们不了解残缺矿的实际情况。”上述煤老板说。
更致命的是，因为当时的煤矿都是承包集体的，采改的费用投资成为争议焦点。于是，矿井开始大做形象工程———留下一块没有采掘的工作面，布置采改设备，一旦检查人员来了就把其他矿井口堵死。
除此之外，监管不断加压。原来开煤矿只要“五证”，从2003年开始加上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成了“六证”——— 工商营业执照、矿长安全资格证、采矿许可证、矿长资格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
一个15万吨的煤矿，原来5个人主管技术，后来要求增加到30人，“最次也要高中毕业”。其中矿长安全资格证还要去省煤炭工业局领取。“只有造假！”煤老板丝毫不避讳。煤炭的监管也从日常监管变成了证件监管。
2004年4月27日，山西省全省的煤矿采煤方法改革现场会在临汾举行，临汾作为改革试点得到各方称赞，山西省也出台了《关于推进全省煤矿采煤方法改革的实施意见》。然而，3天后，隰县梁家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6人死亡。
矿难发生后，临汾所有的煤矿都停产整顿，乡宁的那位老板的技改设备非但没用，而且塌下去压坏了。通过技术救助临汾煤矿的设想破灭。
3 产权制度变形
一个良好的制度遭遇了地方官员的寻租、政策多变性，煤炭产权制度改革并未阻止矿难的发生。
也正因为梁家河矿难，让山西省的领导们明白过来——— 因为这期矿难就是层层转包后发生的。参加抢险的山西省委领导当场认为，要想责权利明晰，必须施行煤炭产权制度改革。
以前临汾的小煤矿都是承包集体的，其间层层转包。当一起矿难事故发生之后，往往找不到老板，实际的控股人往往是当地和乡镇府或者村委里面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
为何产权制度改革在临汾最终也会无疾而终呢？“提起价款就伤心。”一位煤老板诉苦说。2005年5月20日山西蒲县克城镇后沟煤矿瓦斯爆炸，临汾全市又一次停产大整顿，以至于当年多数煤矿干了不到3个月，直到2006年5月份还未有开封条的迹象。
临汾市当时的态度是不缴纳价款就不给小煤矿开封条。
为了逃价款，怕储量报多了多缴纳价款，很多煤老板通过各种渠道，送礼、行贿将储量尽可能报低，结果到了2005年，临汾市政府对外宣布储量在100万吨以下的都要关闭，一夜之间，原本的低储量的煤矿变成了200万吨、300万吨。“为了保住煤矿只好硬着头皮通过各种手段找评估机构，重新申报补交价款，2003年之前赚的钱全部又砸到价款里面。”
检察机关事后统计，仅由时任临汾市副市长的苗元礼批准的43家煤矿减免缓交煤矿资源价款就达5亿之巨。
一个良好的制度遭遇了地方官员的寻租、政策多变性，结果当这些煤矿开始生产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生产，于是拼命超采。煤炭产权制度改革并未阻止矿难的发生。
4 临汾的“煤”运
在煤老板们心中还有一个不愿意公开的话题：政府过多参与煤炭市场。
从技改、煤炭产权制度改革直到煤炭资源重组，为何一个个在主政者看来美好的制度却在临汾上演夭折的大戏呢？
乡宁县煤炭管理局的一位人士道出原委：政策不连续，而这又源于领导更迭太快。
煤炭产权制度推行之时的李天太因为“12·5”洪洞矿难黯然离职，彻底宣告产权制度改革停滞。力推煤炭资源整合的夏振贵因为“9·8&rdq
根本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减少矿难的发生
煤炭产权制度改革并未阻止矿难的发生
当夏振贵接到停职检查通知的时候，他在临汾市委书记的位子上仅仅坐了9个月。9个月间，他发动了一场煤炭资源国有化的改革。
一年前，当李天太试图通过“道歉”来挽救自己临汾市市长的职位时，他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了20个月。
20个月间，他发动了一场煤炭矿权私有化的改革。
他们的离职源于矿难，他们的改革也源于矿难。豪情壮语伴随下，他们和其他官员曾发誓要强力整顿当地官场，让临汾煤矿少死人、不死人。一位被免职的县长甚至偷偷回到家里抹眼泪，然而他们还是没有阻挡住矿难的发生。
他们的前任也曾努力过，最终却以徒劳而终。
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之前，山西还进行了煤炭采掘技术改造，然而，时至今日，山西临汾还未能对矿难免疫。
1 一夜回到十年前
十年后，临汾市开始重提煤炭资源整合。
从洪洞县城出发，沿着赵克公路颠簸前行 25公里之后，就会发现在马路边有一个外表颇为显眼的矿井——— 回坡底矿井。
牛新贵接手回坡底矿井之时，矿井已经摆脱了十年前生产4万吨煤都要停产的窘境。他说，之所以回坡底矿井有如今175万吨的年产能力，得益于山西焦煤霍州煤电集团的接管。十年前，这家在临汾当地赫赫有名的国有煤炭企业，通过资源整合开始扩张自己的版图。十年后，临汾市开始重提煤炭资源整合。
1997年，霍州煤电集团接手了洪洞县的三家县办煤矿——— 三交河、曹家沟、回坡底。其中三交河矿在1980年、1991年两次发生瓦斯爆炸，总计177名矿工兄弟死在井下。
当时整个煤炭市场跌至最低谷，当地的每吨煤只有十多元。
在安全以及资源利用率上，三家煤矿经过十年的改变，全部实现综合机械化采煤，现在能达到 80%的资源利用率——— 相当于每采100吨煤只丢20吨，甚至连剩下的那些煤柱子都被采掘了。
在回坡底矿书记冯超英看来，在国有煤炭企业，矿长、书记甚至技术员工都可以不停地提意见，而那些小煤矿“能将就就行”。当小煤矿折磨着临汾的官员、煤老板的时候，这里的国有矿却很少有人来视察。
牛新贵年初知道临汾搞煤炭资源整合的时候，他淡淡一笑，“临汾现在是又回到了老路上。”牛新贵说。
2 技术救助
矿难发生后，煤老板的技改设备非但没用，而且塌下去压坏了。通过技术救助临汾煤矿的设想破灭。
与三家煤炭企业命运不同的是，在山西临汾散布着394家小煤矿，这些小煤矿的产量大部分在9-15万吨之间。“老鼠打洞”式的采煤方式成了小煤窑的不二法宝。
2003年开始，全国煤价开始摆脱十年低迷期，进入螺旋式上涨阶段。山西的小煤窑也在此时蓬勃发展，越界采煤，甚至发展到用炸药包互相炸煤矿。
临汾的矿难也在此间集中爆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三交河煤矿瓦斯爆炸之后，当地的最大煤炭国有企业霍州矿务局向临汾各个市县充实了一大批煤炭安全技术人才。“技术派”姜德义此时担任了临汾煤炭工业局局长。这位局长曾担任临汾主产煤县乡宁的副县长，上任第一件事情即号召“向南方学习”，推行采煤方法改革。
临汾的措施是：关闭年产9万吨的矿井，保留下的大矿井必须提高采煤方法水平——— 机械化采煤方法，对不实行技术改造的煤矿强制关闭。
乡宁县光华镇的一位煤老板赶上了这一轮技术改造。这位煤老板总计投入1000多万元。“技术改革方向是好的，但是官员们不了解残缺矿的实际情况。”上述煤老板说。
更致命的是，因为当时的煤矿都是承包集体的，采改的费用投资成为争议焦点。于是，矿井开始大做形象工程———留下一块没有采掘的工作面，布置采改设备，一旦检查人员来了就把其他矿井口堵死。
除此之外，监管不断加压。原来开煤矿只要“五证”，从2003年开始加上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成了“六证”——— 工商营业执照、矿长安全资格证、采矿许可证、矿长资格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
一个15万吨的煤矿，原来5个人主管技术，后来要求增加到30人，“最次也要高中毕业”。其中矿长安全资格证还要去省煤炭工业局领取。“只有造假！”煤老板丝毫不避讳。煤炭的监管也从日常监管变成了证件监管。
2004年4月27日，山西省全省的煤矿采煤方法改革现场会在临汾举行，临汾作为改革试点得到各方称赞，山西省也出台了《关于推进全省煤矿采煤方法改革的实施意见》。然而，3天后，隰县梁家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6人死亡。
矿难发生后，临汾所有的煤矿都停产整顿，乡宁的那位老板的技改设备非但没用，而且塌下去压坏了。通过技术救助临汾煤矿的设想破灭。
3 产权制度变形
一个良好的制度遭遇了地方官员的寻租、政策多变性，煤炭产权制度改革并未阻止矿难的发生。
也正因为梁家河矿难，让山西省的领导们明白过来——— 因为这期矿难就是层层转包后发生的。参加抢险的山西省委领导当场认为，要想责权利明晰，必须施行煤炭产权制度改革。
以前临汾的小煤矿都是承包集体的，其间层层转包。当一起矿难事故发生之后，往往找不到老板，实际的控股人往往是当地和乡镇府或者村委里面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
为何产权制度改革在临汾最终也会无疾而终呢？“提起价款就伤心。”一位煤老板诉苦说。2005年5月20日山西蒲县克城镇后沟煤矿瓦斯爆炸，临汾全市又一次停产大整顿，以至于当年多数煤矿干了不到3个月，直到2006年5月份还未有开封条的迹象。
临汾市当时的态度是不缴纳价款就不给小煤矿开封条。
为了逃价款，怕储量报多了多缴纳价款，很多煤老板通过各种渠道，送礼、行贿将储量尽可能报低，结果到了2005年，临汾市政府对外宣布储量在100万吨以下的都要关闭，一夜之间，原本的低储量的煤矿变成了200万吨、300万吨。“为了保住煤矿只好硬着头皮通过各种手段找评估机构，重新申报补交价款，2003年之前赚的钱全部又砸到价款里面。”
检察机关事后统计，仅由时任临汾市副市长的苗元礼批准的43家煤矿减免缓交煤矿资源价款就达5亿之巨。
一个良好的制度遭遇了地方官员的寻租、政策多变性，结果当这些煤矿开始生产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生产，于是拼命超采。煤炭产权制度改革并未阻止矿难的发生。
4 临汾的“煤”运
在煤老板们心中还有一个不愿意公开的话题：政府过多参与煤炭市场。
从技改、煤炭产权制度改革直到煤炭资源重组，为何一个个在主政者看来美好的制度却在临汾上演夭折的大戏呢？
乡宁县煤炭管理局的一位人士道出原委：政策不连续，而这又源于领导更迭太快。
煤炭产权制度推行之时的李天太因为“12·5”洪洞矿难黯然离职，彻底宣告产权制度改革停滞。力推煤炭资源整合的夏振贵因为“9·8&r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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