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工业体系呈现“三降三升一改善”

　　对于企业来说，需要更加关注劳动力、资金、土地、税收等要素供给政策的变化。预计随着供给侧改革的逐步深入，整个工业体系会出现“三降三升一改善”的积极变化，企业应对这个趋势有所把握。

　　第一是生产成本下降，创新能力提升。在人力成本方面，随着养老体系改革，企业承担的缴费额应会下降。部分国家扶持的行业，则能享受到相关税收优惠，其他行业也可以通过加速折旧等方式，降低财税成本。财务成本方面，利率市场化有利于资信条件较好的企业获得更低利率的贷款。而随着能源领域的体制改革、现代物流体系的完善，企业生产的能源和物流成本会相应下降。

　　创新能力的提升会在各个行业显现。李克强总理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都是供给侧改革，要放手让企业家创新。过去装备制造业通过创新能力提升，核电、高铁等行业成为国家名片，对其他行业产生了积极示范效应。轻工、化工、纺织等传统优势行业，也会成功迈过产业升级的门槛，提升创新能力，维护竞争优势。新材料、新能源、医药、健康等新兴行业，也会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

　　第二是低端产业比重下降，高端产业比重上升。中国在2012年、2013年相继超越德国和美国，从世界第三贸易国跃升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但中国出口两成以上为家具、玩具、纺织品及原料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品，美德等国这类产品只占1%左右。中国低端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指的是中国相应类别产品出口占全球同类产品出口比重）约为26%。但低端产品出口比重将随着机电等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而下降，加上国内传统行业正在经历去产能的过程，一部分低端产业会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行业进入衰退期。在外贸和内需双向作用下，低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逐步降低。

　　与此同时，高端产业面临难得发展机遇。2014年中国中高端产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只有15.3%，与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美国的差距超过20个百分点，这与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差距也表明了发展空间巨大。《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十大重点领域，均为高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的加速发展将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的主要动力之一。

　　第三是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近两年来，中国工业增长值增速一直低于GDP增速，主要源于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增长对GDP的贡献越来越大。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制造业将会继续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售后服务取得的利润将会超过组装制造本身，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下降，服务业的比重则会提升。其中，计算机与信息服务、金融保险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会得到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也会蓬勃兴旺，一部分传统制造将向服务型制造转型。传统的“生产——库存——销售”模式将被“个性定制——订单生产——售后增值服务”模式取代。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生产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未来则需要按照网络订单数量排产，有人将此称作“新计划经济”时代来临。

　　最后是营商环境改善。从前面的分析来看，企业的营商环境在“三降三升”过程中会有明显的变化。世行每年发布全球各国营商环境评价报告，中国在2005年位列全球91位，2015年位列90位，而最新发布的2016年评价报告则上升到84位。为什么前面10年上升1位而去年一年来就上升了6位？因为世行10个方面评价的评价指标大部分属于供给侧指标，包括：开办企业、申请开工许可、获得电力、财产登记、获取信贷、投资者保护、税款交纳、跨境贸易、执行合同、解决破产，这里不包括“市场需求”这样重要的需求侧指标。中国在过去一年通过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因此实现了排名提升。当然由于各个经济体制度设计的原因，这个排名只能作为参考。从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数据看，中国多年稳居全球最具外资吸引力的地区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企业的营商环境还会持续改善。

　　面对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工业企业要主动调整适应，重点在“四化”上下工夫。

　　一是高端化。高端化直接针对的就是供需错配问题。中国居民消费升级形成的巨大购买力，对高端产品有庞大的需求。而且，供给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萨伊定律”指出，供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需求，更可以创造需求。智能手机就是典型例证，没人怀疑是苹果公司创造了智能手机的巨大市场，而不是人类对智能手机的渴望成就了苹果公司。实现高端化的路径除了技术创新，企业还应更加注重工业设计，更加注重品牌质量。

　　二是智能化。智能化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必然结果。工业互联网将是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主要领域。无论是德国工业4.0还是《中国制造2025》，都指明了这个趋势。未来不能接入工业互联网的工厂和车间，恰如一台没有接入互联网的PC机一样，算不上现代化工厂。工业互联网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平台，不仅企业应该接入工业互联网，企业生产的产品也应具备接入功能。只有具备网络通信能力的产品，才可以称得上“智能”。可穿戴设备、可远程控制的家用电器、门窗家具、汽车等智能产品，将会在未来社会大行其道。而“互联网+”等供给侧政策将为企业的智能化改造提供信息基础设施保障。

　　三是服务化。服务化是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后的发展方向。服务业比重上升，很大程度源于制造业的服务化。设计、总包、定制、服务外包、售后服务等将是制造企业未来获取更高利润的主渠道。从过去看，乔治亚罗创立的意大利设计公司不生产一辆汽车，全球数千万辆车出自该公司设计；耐克、阿迪等大公司靠设计和品牌就占据了多数运动项目鞋服市场的垄断地位。从未来看，部分制造商转为服务商是大势所趋，比如部分汽车生产商将变为汽车租赁商和物流服务商。国务院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各发表了一个指导意见，值得企业认真研究，从中寻找商机。

　　四是绿色化。绿色化是全球产业界公认的趋势和要求。《中国制造2025》46次提出“绿色”要求。当绿色理念深入人心，具有天然、环保、绿色标志的产品当然更受欢迎。新兴行业在高端化的同时必须与绿色化同步，而传统行业则必须向绿色化转型。绿色化不仅要求产品要符合环保要求，还需要在生产过程做到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尽可能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国家近年加大了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支持政策，作为供给侧政策的重要方面，企业在绿色化方面的投入应会得到合理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