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警报已拉响 “工业4.0”机会不可错失

　　过去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在制造界行走，我的企业家朋友中大半为制造业者，我眼睁睁的看他们“嚣张”了二十年，而今却终于陷入前所未见的痛苦和彷徨。

　　“中国制造”所获得的成就，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就其核心武器只有一项，那便是成本优势，我们拥有土地、人力、税收等优势，且对环境保护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形成了制造成本上的巨大优势。可如今，随着各项成本的抬升，性价比优势已薄如刀片;

　　很多年来，本土企业发挥无所不用其极的营销本领，在辽阔的疆域内构筑了多层级的、金字塔式的销售网络。可如今，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子商务平台把信息流和物流全数再造，渠道被彻底踩平，昔日的“营销金字塔”在一夜间灰飞烟灭;

　　“转型升级”的危机警报，已在制造业拉响了很多年，然而，绝大多数的局中人都束手无策，近年来，一些金光闪闪的概念又如小飞侠般地凭空而降，如智能硬件、3D打印、机器人，还有什么“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些新名词更让几乎所有50后、60后企业家半懂不懂、面如死灰;

　　中国正在与“世界工厂”说再见

　　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成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万亿美元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无疑将对全球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中国，正在试图与“世界工厂”说再见，转身成为全球重要的资本与需求来源地。

　　一、经常账户盈余逐步降低。由于长期以来出口远超进口，中国维持着庞大的经常帐盈余，并因此长期招致“人民币被低估、中国人抢走美国人的饭碗”等无端的尖锐批评。但现在，中国经常账盈余占经济总量的实际比重已降至2%以下，远远低于全球金融危机前逾10%的峰值。

　　二、外汇储备减少。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去年年中已达4万亿美元左右，但此后开始小幅回落。现在，中国政府正为外汇储备资金寻找更切实的用途，如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拓展海外业务或开展海外并购等，而不仅仅是用来购买美国国债。与此同时，中国央行停止干预外汇市场以及近来出现的资本外流现象，或许都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最高峰时期已成为过去。

　　三、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国向对外投资国转变。中国一直是吸引外商投资的磁石，全球企业竞相来华投资并争取在制造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分一杯羹”。随着外商投资热潮逐步降温以及产能过剩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今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势将超过利用外资规模。

　　四、低成本资金充足。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SanjeevSanyal在本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经济从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型可能将导致低息资金充斥全球。报告指出，当前中国国内投资额已占到全球投资总额的26%，而1995年时这一比例仅为4%。由于产能过剩及人口老龄化将造成国内投资下降，中国的大量剩余资本势必将涌向国外。报告认为，考虑到中国经济体量庞大，其资本外流规模也会相当之大，即使全球主要央行都收紧货币政策，中国的外流资本规模也足以推低全球长期资金成本。

　　五、中国出国旅游人数增长迅速且规模巨大。三十年前，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还是少数。2014年，中国海外出境游突破一亿人次，为在困境中挣扎的欧洲、韩国和日本经济提供了一定的助力。

　　“两化”深度融合智能制造应加快

　　统计显示，2014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加12.3%，快于工业整体增速4个百分点;全年工业投资20.4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同比回落4.9个百分点;全年完成电信业务收入1.15万亿元，按可比口径测算同比增长3.6%。全年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8万亿元，增长18%。

　　但毛伟明认为，当前工业仍面临着下行压力加大、结构不尽合理、创新能力较弱和发展环境仍需改善等问题，下一步要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发展，更加注重大力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更加注重强化互联网行业管理，促进工业通信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毛伟明特别强调了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深度融合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两化融合是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突破发展瓶颈，提升国际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产品竞争力的关键。他表示，当前要加快两化深度融合，应该在认识水平上向更高层次迈进，切实把它作为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攻方向和核心要求。更有效地集成相关政策，包括人才的培养，使两化融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工信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实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二是要深化工业和互联网的融合。原来基于互联网的发展态势主要是生活互联网，下一步可能是生产领域的互联网、生产资料领域的互联网会得到极大的提升和发展。三是围绕两化融合推广标准化体系。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的研制、发布和国际化，对推广运用得比较好的物联网企业和工业企业当作深度融合的典型进行认定和推广，使更多的企业能够在智能化工厂和智能化车间方面取得有效提升。四是要尽快使两化融合能够在民生领域得到更大推广。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副研究员李广乾1月27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引领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应该是最能代表时代技术特征的新兴互联网企业。因此，有关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与规划，不应该与电子商务发展战略与规划割裂开来，而应该将新型工业化与电子商务经济作为一个总体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与实施。

　　李广乾建议，应充分发挥我国在电子商务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优势及其长期积累起来的信息化建设的技术、人才、管理条件与经验，逐步嫁接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制造流程，日益实现电子商务平台与企业的生产制造环节的产业链对接，“在这个实现对接的产业链上，电子商务平台实际上发挥着产业链市场前台的作用，而原来的制造业企业则日益退化，成为电商平台的业务后台。”

　　李广乾说，未来须跳出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既有思维，充分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特点及信息化发展规律，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锐意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

　　应抓住机遇迈向“工业4.0”

　　现在炒得很热的一个词：制造4.0，什么是4.0?制造1.0是机械，制造2.0是机器或者自动化，制造3.0是编程，即通过编程或者加工中心运作。而制造4.0则能实现机器与人、机器与机器的对话。

　　工业4.0概念源于2011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德国业界提出该想法是为了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工业4.0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它描述了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强型控制的基本模式转变，目标是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旨在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物理系统(CPS)相结合的手段，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工业4.0告诉我们创新和跨越要成为下一个发展中的主题，如何通过创新来跨越，在短期市场绩效中的成功转型获得成功，这是制造业面临的问题。

　　其实智能化制造也早已经在中国兴起。中国大制造、高铁技术、全球技术、集成创新系统、制造变服务等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制造业的前列。对中国制造企业来说，应该占据制造业的两个制高点——分布式协同设计制造网络、网络中的微制造。这是一种新的生态系统，制造业从两端看，有一端是大制造，比如高铁、飞机等等，这需要很多小企业去配合。另外一端是微制造，制造一个很小的东西，可能利润很薄，但一点也不差。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如何制定我们的制造战略，如何有智慧地做制造，这需要思考。这背后主要是云、物联网、大数据，这是一个新时代。在一些非常个性化的“智慧制造”的公司，机器和机器之间可以通过平台进行智能互动。生产数据都可以实现自我管理，这样的技术和全新的系统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跨越机会。

　　在新时期，我们要看到挑战很清楚，产品生命周期不断地缩短，价格和利润不断地下降，过剩越来越明显，产品的复杂性在增加，服务化等是非常重要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很多很困难的问题，但也有很多新的机会。那么在这新一轮的转型升级中，新的驱动力是什么?第一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新人口红利。过去的人口红利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数量非常庞大而且便宜，但今天我们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欧美比，成本仍然比他们低很多，但我们的创造能力并不亚于欧美，于是形成了新的人口红利。第二是研发投资。研发投资方面这几年增长非常迅速，现在是全球第二，很快会变成全球第一，所以中国人的创造力会进一步地发挥。第三是海外并购，2014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年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引进外资的规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进入到一个新常态和新阶段。第四是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内需不断增加。2014年发改委批准造地铁城市有22个，可以同时兴建，这样的发展都预示着未来会有很深刻的变化。此外，在这样一个基于互联智慧的时代，各种新兴事物不断兴起，在以低成本的各种形式满足个性化的需求，我们真正持续的创造力来自于服务的创新。以我们长期跟踪的企业——杭氧为例，我们建议它不要只做产品，要把产品变成服务。他们从卖设备转向卖气体，并提供非常高质量的服务，从而他们获得的绩效也更好更加持久。制造业在下一轮发展过程中，这种个性化或者产品服务化需求会不断地高涨，互联网更是带给了我们全新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中国制造业面临创新与跨越的挑战下，需要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从二次创新到原始创新，基于IT的创新进入到互联网，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在新的生态系统中找到自己成长的空间，有阿里这样的大公司，也有小的做个性化服务的企业，比如穿衣助手、快的打车等这些小服务，这些平台会有非常迅速地发展。C2B、O2O将成为下一轮发展中值得考虑的关系。而这些小平台将会在未来非常迅速地发展。很多成功起来的公司就是将原有的产业价值链拆分整合打通，做得非常有创意，而且有非常好的延展性。